里见甫的独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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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见甫之所以深得军方信任、且又让他主宰军方核心机密的鸦片工作，这与他前半生15年间从事记者生涯而养成的人际交往能力不无关系。 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里见甫通过该书院院长根津一的介绍，暂时赴四川省特种贸易会社的新利洋行供职。然而，此时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期，商品滞销、经济萎缩，导致他一纸辞呈离开了该洋行。此后、返国内并离开东京的里见甫，便身着短衫浪迹于打工者行列。为了生存，他甚至一度还干过给饭馆外送餐的差事。在此期间内，里见甫亲身体验了社会底层的那种贫民窟式的生活。 恰在此时、里见甫与同期学友宇治直藏不期而遇。在宇治的帮助下，里见甫再次重返中国大陆。对此、在里见甫的撰文中也曾屡屡提及宇治的恩义之举。
只身来到北平的里见甫，首先在前辈大西斋（东亚同文书院第8期毕业生，时任朝日新闻社驻北平记者）处暂时当了一段食客。其后又在波多野乾一（东亚同文书院第 9期毕业生、时任每日新闻社驻北平记者）、中山优（东亚同文书院第16期毕业生）、以及大矢信彦等人的帮助下，进入了天津的京津日日新闻社。虽说这只是一个连同社长在内仅为三人的小报社，但里见甫总算是迈出了新闻记者生涯的第一步。
当时，该报社的中野江汉、橘朴（朴庵）等人都是被称之为“老北平”的日方资深记者。在前辈们的熏陶下，里见甫很快便在“中国社会世论形成方式”的研究上具有了独树一帜的见解。两年后，里见甫辞去了京津日日新闻社的事务，移居北平独自创立了北京新闻社。在此期间内，他通过采访感受到了中国动荡的现实，1923年5月“临城事件”，土匪孙美瑶劫了票车，最早赶到现场的外国记者就是他。当时年轻的里见甫还是一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有点“反军”。里见甫到那时为止和陆军也没有交点，他家几代是海军军人，按理里见应该去海军兵学校才对，可是里见是天生的数理盲，无法通过对数学物理要求极高的海军兵学校的考试这才来了东亚同文书院。里见第一次和军人打交道应该是1922年5月2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军粮城采访张作霖。见到了张作霖的顾问本庄繁中佐。双方印象不错。他还采访过直奉战争中的吴佩孚，还和郭沫若成了朋友。当时的在华日本记者中，身穿长衫，说一口流畅的中国话的就只有里见甫一个人。日本陆军的有关国民党军的情报几乎都是来自里见甫的报道。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他经过杉山元介绍，给日本军部的翻译，认识了处理后事的建川美次少将；原田熊吉少佐，田中隆吉大尉。1928年6月，里见甫成功地采访了北伐胜利，身穿军装进北京的蒋介石。并在昭和3年（1928年）出席了孙文总理的灵柩从北平西郊碧云寺移送南京的仪式。随后、他又只身前往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并且以满铁驻南京事务所嘱托（代办）的身份，兼任起了向南京政府推销铁道车辆器材的工作。 恰在此时发生了武汉政变，里见甫赶赴当地采访之中，竟收集了两大柳条箱的武汉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张帖的布告和传单。此后，这些都成为了波多野乾一编纂《中国共产党史》一书的珍贵历史资料。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发生了满铁线爆炸事件（满州事变），奉满铁大连总部之命，里见甫迅速北上奉天（沈阳），而他的人生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奉天的关东军第4课里设有里见甫的办公桌，他与另外三位同僚共同承担起了军中的宣传工作。而此前他当记者时完成的那份“中国社会世论形成方式”的研究报告也获得了世间的首肯，由此他博得了军方的信任。 据里见甫回忆，他很欣赏在司令部工作的那段经历。在此期间内，他不但结识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众多出身于旧知识分子的军人，此外像第4课长松井太久郎（后在新加坡战役中任第5 师团长、并在汪精卫伪政权中担任政府最高顾问及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等职）、以及该课的少佐参谋臼田宽三、矢崎勘十、平田正判、池田纯久及上尉参谋横山、井八津次等人也时常光顾他的办公室。他边工作边与他们侃侃而谈，心情十分惬意。当时，第4课的主要任务就是亲手创建‘国通’（满州国通讯社）。
原来，当时“一国一社制”正成为引领世界通讯界之潮流，为此，陆军省次长小矶国昭也提交了改革日本通讯体制的议案。但官方的联合通讯社和民办的电报通讯社却认为：统一之举为时尚早，切勿冒然行事；又因两社在组织结构及办社立埸上意见相佐，故而致使国内两社统一之策受阻。 满州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方决定首先统一满州国的通讯体制。为此，日本联合通讯社的岩永裕吉则建议取满州国的“国”字为头、简称“国通”，经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裁决后，开始筹建“国通社”。 一开始这个“国通”的社长是准备让高柳保太郎预备役中将担任的。这位高柳保太郎何许人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次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亚出兵”时的日本派遣军参谋长，陆大13期的。但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想了想：“干吗还要另找人，就这个里见甫不挺好吗”。本庄繁知道里见甫有个不像日本人的毛病，散漫，坐不住，隔一阵就得挪地方，就把他找来问他：“不会突然撂挑子走人吧？”，但这次里见甫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不再撒丫子，于是就定下来了让里见甫来干。但里见甫当时只有36岁，按日本人的习惯好像当社长太年轻了点。于是就社长空缺，由里见甫担任“国通”的“主干事”。
另外，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的白鸟敏夫还就此事与陆军省军务局中国班的班长铃木贞一中佐（后任中将兼企画院总裁）进行了磋商。此后在情报部长白鸟敏夫的授意下，该部的须磨弥吉郎书记官奉命赶赴了奉天。据里见甫回忆：“此事发生在昭和7年（1932年）的夏季，当时我从松井课长那里获悉了欲设立“国通”的大致经过。也可以说，满州国的组织框架及‘国通社’的设置都是按日方事先确定的方案来执行的，而会见须磨书记官也只是听其传达上峰最新意向而已。其实早在北平时期，我与须磨君己是故友，所以此次会面时，双方毫无拘束且又坦诚地亮出了观点，故而双方一拍即合。其后我向上级汇报了会谈结果，而上峰则指示由第4课重新拟定统一草案，其实新草案贯彻的仍是军方的意志。 当时，第4课的任务就是亲手创建并掌控‘国通’。因只按军方的命令行事，故而不采纳外界的意见。换言之，我们只是拟定统一方案，而一旦该方案获准后，则全部交给关东军去实施。总之，提交了方案后我们的工作也就暂告了一段落，此后便可轻闲起来了。然而，要真正实施这个方案却仍有很大阻力，关键问题是要获得日本国内两大通讯社----‘联合’与‘电通’的承认。因为只要其中的一方不予以配合，此方案也无法实施。虽说此次仅是在满州实行“一国一社制”，但上述两社是否赞成？尤其是‘电通’能否理解？当时都存在着很大的悬念。况且满州事变爆发后，国内各个新闻社均将重点集中到了满州，而上述两大通讯社也都为此逐步扩大了各自的机构及人员。 果不其然，草案提交后便产生了由谁来加以归纳、整理及最终定稿的一系列问题。从当时的形势来着，东京的陆军省和外务者均无暇顾及此事，而关东军司令部的第4课更是处于人手不足的紧张状态。某日，主抓此项工作的臼田少佐突然对我说：‘你也来参加这项工作吧！’在军方眼里，我以前虽然从事过记者工作，但与这两大通讯社却毫无瓜葛，况且现在又是一个地道的满铁工作人员。 尽管当时我曾一度推托，但草案既己提交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其实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种选择----执行命令、汇报结果。据说关东军己得到了‘在满州建立统一通讯社的命令’---尽管并未向我出示该文件，但我必须去执行东京的命令……”。 然而结果却是，“国通”的创立竟顺利得意乎寻常，与此同时，里见甫也在新闻界中名声鹊起。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的“联合”与 “电通”两大通讯社也借“国通”发足之机展开了积极的合作，不久、两社最终于昭和 10年（1935年）11月7日合并成了“同盟通讯社”。从根本上来说“国通”只是一个地方通讯社，国际上没人承认“满洲国”，按说“国通”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国际影响。但是1933年5月“国通”和路透社签订了一个合作协定，这一下“国通”成了有国际知名度的通讯社了。
里见甫创立“国通”之举，更加深了军方对他的赏识；同时军方又把一些隐蔽的特殊任务交给了他，例如满州国成立伊始，军方让他搞的“哈尔滨大观园”的宣抚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马占山派系的便衣队、国民党的CC团、以及朝鲜人的鸦片密卖者等都混居在大观园内，使得那里的治安极度恶化，简直变成了反满抗日活动的根据地。在关东军司令部第4课的指示下，里见甫携同甘粕大尉（大杉荣事件的当事人、后任满映理事长）开始对这条娱乐街展开了宣抚工作。里见甫不仅亲自坐镇“大观园”，而且还充当了整个行动的总指挥。尽管此次宣抚工作最终并未取得辉煌成就，但里见甫的指挥才能却受到了军方的高度评价，这也为后来设立“里见机关”奠定了基础。
此外“国通”成立后，里见甫先请大矢信彦担当了该社的首任总编局长，当“国通”走入正轨后，他又把该职位转给了松方三郎，而此时的里见甫却转移到了天津，并在那里又创办起了华文报纸----《庸报》。 其实《庸报》也是受控于关东军第4课的一份面向中国读者的刊物，其目的是为了对抗上海的《大公报》，当时里见甫用的笔名为李呜。就在《庸报》顺利发行的第3年头上、即昭和12年（1937年），里见甫再次被军方召回，而此次的任务则是鸦片谋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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