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对中国做了什么
日本对戊戌变法的态度主要是由其“慎之又慎”的外交政策和“暂保中国”的对华政策决定的。当时日本政府的外交基础是，无论中国采取改良主义还是坚持保守主义，日本政府都只能以日本帝国的利益为唯一标准来利用这些机会。
1895年三重干涉后，日本实行了“照顾一切”的外交政策和“暂时保存中国”的对华政策。从明治初年到1918年，日本总的外交政策是“脱亚入欧”，力争成为“世界强国”。基本策略是以强凌弱，广交朋友，侵略亚洲邻国，挤进欧美强国行列。同时，在不同阶段，都有适应形势需要的短期外交政策和战略。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打败了中国，迫使中国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由此，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为远东霸权国家，初步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然而，《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就发生了“三重干涉”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影响了其内政外交。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使节拜访日本外务省，正式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俄罗斯也使用武力支持干预。几艘俄国军舰驶入被定为和约批准点的神户和芝罘(烟台)，做出拒绝介入就立即诉诸武力的姿态(注:(日)信行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3页。)。尽管日本军方强烈反对归还辽东半岛，但鉴于陆海军已无能力对抗强敌，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95年5月4日表示，完全接受三国的干预，放弃辽东半岛(注:(日)信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5页。)。“三重干涉”事件使当时的战略家、外交家伊藤博文强烈感受到日本军事力量相对于西方列强的弱小，于是认为当务之急是扩军备战，充实国力。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只是一个“二等大国”，在国际社会中仍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在外交政策和战略上做出适当的调整。由此，日本政府形成了短期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即日本从1895年三重干涉到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前夕实行的“一切谨慎”的外交政策，目的是“退国力，静待事态的变化”。此时，日本的具体外交策略是与欧美列强协调或跟进外交，努力寻找盟友；至于中国，应尽量不制造引起西方列强干涉的事端，以延缓中国的分裂，暂时保存中国。因为只有大国的“均势”才能维持中国的存在，而当时日本的实力还不够强大，日本马上瓜分中国并不好。(注:(日)寿子智存:《戊戌变法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纸舆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外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卷。)
在“照顾一切”的外交政策和“暂时保存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日本政府对1897年底至1898年春俄、德、法、英等国在中国的强占港湾、掠夺铁路建设权、划分势力范围等活动采取了沉默克制的态度。1997年11月，德以杀害传教士为借口强行租借胶州湾，进而获得铺设吉焦铁路的权利。1898年3月，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湾，获得铺设中东铁路的权利。1998年3月底，英国提出将阿哈瓦租借给清政府，同年7月1日正式签订合同。1898年4月，法国索要广州湾租赁权和云南铁路铺设权，清政府当即同意(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草案(三)》，第255、256页；(日)信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99页。)。这一系列事件极大地刺痛了日本，它曾经在辽东半岛吃过这块肥肉，被迫吐出来。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对俄、德、法提出抗议，也没有向中国提出租借要求，而是保持沉默和关切。当时，许多日本报纸批评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民族主义”情绪最严重的《日本》杂志指出:“中国因廖对东亚和平有害而将其归还日本，没有理由容忍俄、德、法受到如此蛮横的攻击，但新内阁(第三届伊藤内阁)却保持沉默...首先，中国应该让世界知道它的立场，以履行它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本，1898年1月25日，社论:《责任的延续》)(注:(日)寿子知村:《戊戌变法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纸舆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外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公开批评日本政府对俄、德、法不发一言抗议的态度。一向倾向中立的报也主张日本有权对三国提出抗议，并强调日本绝不能从阿哈瓦撤军。1898年3月4日，鲍在《外交无策》一文中指出:“正是由于日军驻扎在阿哈瓦，才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俄、德、法三国的猖狂进攻。如果日军撤退，会造成比现在更严重的后果。”(注:(日)寿子智存:《戊戌变法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纸舆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外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卷。1898年4月9日《国民报》发表文章称，为恢复均势，应长期租借阿哈瓦，如英国反对，则在舟山群岛或台湾省对岸割地(注:(日)寿子之村:戊戌变法与甲午战争后的日报舆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外国近代史研究》)。)。伊藤博文政府无视这些民意，仍然坚持政府的政策。该打仗的时候，老百姓也不用说三道四。根据既定方针，1898年4月22日，日本政府要求北京政府发布不割让福建的宣言。尽管清政府接受了这一要求，并于4月26日发表了宣言，但许多日本报纸认为这一宣言毫无价值，并继续批评政府的无能。(注:(日)寿子智存:《戊戌变法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纸舆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外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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