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对于外国经济军事上的侵略有哪些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侵略者有什么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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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忻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奕欣(1832-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欣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在90年代,他先后两次被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所收买,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之一。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部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30余年的洋务运动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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