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字泰伯文言文翻译
1. 李觏字泰伯翻译,建昌南城人颖悟
李觏（1009~1059） 北宋思想家、诗人.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南城在盱江边，李觏在此地创建盱江书院，故世称盱江先生.他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讲学自给，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仁宗皇□初（1049），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 李觏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对道学家不许谈"利""欲"的说教，认为"人非利不生"（《原文》），"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提出了一些发展经济的办法，对王安石变法有直接影响.其诗歌内容，大多涉及政治得失，人民疾苦.构思遣辞，新颖独创，甚至有些奇特，出人意外.他在《论文》诗中写道："今人往往号能文，意熟辞陈未足云.若见江鱼须恸哭，腹中曾有屈原坟."可见他有意避免"意熟辞陈"而力求生新，别辟蹊径.他作诗师法皮（日休）陆（龟蒙）、以中兴诗道自命.如《获稻》、《乡思》、《苦雨初霁》、《读长恨辞》等诗，清新可诵.《方平》、《璧月》、《梁帝》、《送僧游庐山》、《忆钱塘江》诸绝句，王士□《居易录》以为"风致似义山".但集中通体完善的诗并不很多.李觏的文章实较诗为佳. 《直讲李先生文集》，有《四部丛刊》影明左赞刻本，共37卷，外集3卷前附年谱，后附《门人录》.中华书局新出版的《李觏集》，即据此校点. 李觏自幼聪明好学六七岁始“习字书”，十二岁就能写文章.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垦阅农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志》），得免冻馁之苦.服丧三年，十七岁始出外游学.二十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李觏也象其他读书人一样，想通过科举，登上仕途，干一番事业.但是，他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却一再受挫，未能如愿，自叹“生处僻遐，不自进孰进哉！”景佑年间，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寻求仕进之途，毫无结果而归.次年，参加乡举，又名落孙山.庆历元年（1041），应茂才异等科，有旨召试.李觏入京，又未中选，在京城“忧愁经岁”，抑郁不乡.遭受这几次打击之后，遂无意仕进，隐居著述.南城立学，被聘为郡学之师.创立盱江书院，教授自资. 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数十百人，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后得范仲淹、余靖等推荐，皇佑二年（1050），旨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嘉佑二年（1057），用国子监奏，召为太学说书如故.嘉佑四年，令其权同管勾太学.因迁葬祖母，请假还乡.八月卒于家. 李觏是北宋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论上，承认主观来自观，因此，成为宋代哲学唯物主义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觏还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第一）.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地为统治者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日趋贫弱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他提出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李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为稍后于他的王安石实行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潜书序》），“以康国济民为意”（《上孙寺丞书》），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红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地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李觏的其他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李觏还是一位诗人.王士真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关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伧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渊明之赋《闲情》矣.”他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
2. 李觏改字文言文翻译
范文正公守桐庐，始于钓台建严先生祠堂，自为记，其歌词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既成，以示南丰李泰伯。泰伯读之三，叹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某妄意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溥，而‘德’字承之，似局促，拟换作‘风’字如何？”公凝坐颔首，殆欲下拜。
译文如下：
范仲淹在桐庐做太守的时候，最早在钓鱼台建了一个严先生祠堂（纪念严光），自己做了一篇记文，文章内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写完之后拿给南丰的李泰伯看，李泰伯看了好多遍之后，回味赞叹不止，站起来说：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必将会在世上成名，我大胆的想（帮你）换一字，使它更完美；范公很高兴的握住他的手请教。（李泰伯）说：云山江水那一句，意义和文字很大很深，用他来修饰“德”字，好象有点局促了，我想把德字换风字，你看怎么样啊？范公坐在那里点头，几乎要下拜！
3. 李觏传的文言文
摘自《宋史·李燔李方子李觉李之才李觏李道传李心传传》：
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序》曰：《考工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广，非谓立室之数。“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谓室中。东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东至西可营五室，自南至北可营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为太室，连作余室，则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当于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处，各虚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为太庙。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谓“中央土”、“居太庙太室”者，言此太庙之中有太室也。太庙之外，当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与太庙相通，为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四太庙；当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为左个、右个也。《大戴礼·盛德记》：“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夹两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九室、十二坐。”四太庙前各为一门，出于堂上，门旁夹两窗也。左右之个其实皆室，但以分处左右，形如夹房，故有个名。太庙之内以及太室，其实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谓之庙者，义当然矣。土者分王四时，于五行最尊，故天子当其时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严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时之中，与余月有异。故复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庙之名以听朔也。《周礼》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庙，稽之《月令》则备矣，然非《白虎通》，亦无以知窗闼之制也。聂崇义所谓秦人《明堂图》者，其制有十二阶，古之遗法，当亦取之。《礼记外传》曰：“明堂四面各五门。”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国，四门之外。九采之国，应门之外。时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南门之外者北面东上，应门之外者亦北面东上，是南门之外有应门也。既有应门，则不得不有皋、库、雉门。明堂者，四时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门，则余三面皆各有五门。郑注《明堂位》则云“正门谓之应门”，其意当谓变南门之文以为应门。又见王宫有路门，其次乃有应门。今明堂无路门之名，而但有应门，便谓更无重门，而南门即是应门。且路寝之前则名路门，其次有应门。明堂非路寝，乃变其内门之名为东门南门，而次有应门，何害于义？四夷之君，既在四门之外，而外无重门，则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间，岂朝会之仪乎？王宫常居，犹设五门，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门以表之，岂为称哉！若其建置之所，则淳于登云“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听朔于南门之外”，康成之注亦与是合。夫称明也，宜在国之阳。事天神也，宜在城门之外。今图以九分当九尺之筵，东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记》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协于戴德《记》也。九室四庙，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庙之面，各为一门，门夹两窗，是为八窗四闼，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阶，采于《三礼图》也。四面各五门，酌于《明堂位》、《礼记外传》也。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觏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门人邓润甫，熙宁中，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请官其子参鲁，诏以为郊社斋郎。
4. 李觏传的文言文
摘自《宋史·李燔李方子李觉李之才李觏李道传李心传传》：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
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
皇祐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序》曰：《考工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广，非谓立室之数。“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谓室中。
东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东至西可营五室，自南至北可营五室。
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为太室，连作余室，则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当于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处，各虚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为太庙。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谓“中央土”、“居太庙太室”者，言此太庙之中有太室也。
太庙之外，当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与太庙相通，为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四太庙；当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为左个、右个也。《大戴礼·盛德记》：“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
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夹两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九室、十二坐。”
四太庙前各为一门，出于堂上，门旁夹两窗也。左右之个其实皆室，但以分处左右，形如夹房，故有个名。
太庙之内以及太室，其实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谓之庙者，义当然矣。土者分王四时，于五行最尊，故天子当其时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严之也。
四仲之月，各得一时之中，与余月有异。故复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庙之名以听朔也。
《周礼》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庙，稽之《月令》则备矣，然非《白虎通》，亦无以知窗闼之制也。聂崇义所谓秦人《明堂图》者，其制有十二阶，古之遗法，当亦取之。
《礼记外传》曰：“明堂四面各五门。”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国，四门之外。
九采之国，应门之外。时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
南门之外者北面东上，应门之外者亦北面东上，是南门之外有应门也。既有应门，则不得不有皋、库、雉门。
明堂者，四时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门，则余三面皆各有五门。郑注《明堂位》则云“正门谓之应门”，其意当谓变南门之文以为应门。
又见王宫有路门，其次乃有应门。今明堂无路门之名，而但有应门，便谓更无重门，而南门即是应门。
且路寝之前则名路门，其次有应门。明堂非路寝，乃变其内门之名为东门南门，而次有应门，何害于义？四夷之君，既在四门之外，而外无重门，则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间，岂朝会之仪乎？王宫常居，犹设五门，以限中外。
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门以表之，岂为称哉！若其建置之所，则淳于登云“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听朔于南门之外”，康成之注亦与是合。
夫称明也，宜在国之阳。事天神也，宜在城门之外。
今图以九分当九尺之筵，东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记》也。
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协于戴德《记》也。九室四庙，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
四庙之面，各为一门，门夹两窗，是为八窗四闼，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阶，采于《三礼图》也。
四面各五门，酌于《明堂位》、《礼记外传》也。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
觏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门人邓润甫，熙宁中，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请官其子参鲁，诏以为郊社斋郎。
5. 古文翻译 帮帮
范仲淹在桐庐做太守的时候，最早在钓鱼台建了一个严先生祠堂（纪念严光），自己做了一篇记文，文章内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写完之后拿给南丰的李泰伯看，李泰伯看了好多遍之后，回味赞叹不止，站起来说：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必将会在世上成名，我大胆的想（帮你）换一字，使它更完美；范公很高兴的握住他的手请教。（李泰伯）说：云山江水那一句，意义和文字很大很深，用他来修饰“德”字，好象有点局促了，我想把德字换风字，你看怎么样啊？范公坐在那里点头，几乎要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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